第21章 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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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就要吵起来的战友。
“算啦,干吗那么凶。还是叫保尔给咱们读段文章吧。”
“来一段,保夫鲁沙,来一段!”战友们在喊。
保尔向前坐了坐,把书摊放在膝盖上。
“同志们,这本书叫《牛虻》,营政委借给我的。大家安静下来,我就念。”
“行,快念吧!”
团长普济列夫斯基陪着政委,骑着马悄悄地朝这边跑来,只见所有人都在安静地听小说。
普济列夫斯基回过头来,指着这群战士告诉政委:
“瞧,我团的侦察员有一半在这儿,个个儿都是好样的。瞧这个正在念的,还有那个,看见了吧?一个叫柯察金,一个叫扎尔基,一对好朋友,不过在暗地里你追我赶。以前柯察金是我们团最棒的侦察员,现在可是遇上对手了。你看,现在他们正在做政治工作,影响大得很。有人叫他们‘青年近卫军’。”
“念书的那个是政治指导员吧?”政委问。
“不,政治指导员是克拉梅尔。”
普济列夫斯基催马上前。
“同志们好!”他高声招呼。
大家扭过脸来。团长从马背上跳下来,走到战士们中间。
“朋友们,咱们是不是一块儿烤烤火?”他笑着问。和蔼可亲的笑脸使战士们觉得很亲切,像来了一位好伙伴。战士们亲热地欢迎团长。政委没有下马,因为他要到别处去。
团长在保尔的马鞍子旁坐下,说:
“抽抽烟,我带了好烟叶。”
他卷了一支烟,转脸对政委说:
“多罗宁,你去吧,我待在这儿了。有事的话,来通告我一下。”
多罗宁离开了。普济列夫斯基向保尔提议:
“往下念吧,我也听听。”
保尔读完了最后几页,陷入沉思。大家都不作声,回忆着牛虻牺牲时的情景,沉浸在悲哀中。
普济列夫斯基抽着烟,想听听大家的看法。
“悲壮的历史!”谢列达先发言了,“他为了追求理想,这么坚强,受了这么多苦,真是位英雄。”他很激动,书中的人物给了他强烈的震撼。
福米切夫从前是在“白教堂”那个地方给鞋匠打下手的,这时他吼道:
“如果我遇到那个神父,我非立刻干掉他不可!”
安德罗秀克慢慢地说:
“一个人死,情况是不一样的。要是为了真理而死,那么他会有一种力量,一种英雄气概。我认识一个小伙子,叫波菜卡。在敖德萨,白匪把他包围了,他拿着手榴弹,冲进白匪中,自己引爆了。他自己没落个全尸,而在他周围,白匪倒下了一大片。他是个普通人,不过值得为他写点儿什么。在咱们的伙伴中,了不起的人太多了。”
他撮了口茶水,又说:
“但也有人死得连狗都不如,真卑鄙、耻辱。当时我们在伊贾斯拉夫尔一带打仗。我们在公路上奔跑,追击匪兵。我看见有户人家的篱笆墙上拴了三匹马,全备着鞍子。
“我们想,这下能活捉这伙波兰匪兵了。我们猛冲过去。拉脱维亚人的连队握着毛瑟枪,跑在最前面。
“冲进屋里,我们看到了不堪入目的事情。原来是我们的三个侦察员在欺辱一个妇女。他们已经把她按倒在地上了。我们的拉脱维亚连长发火了,他猛喝一声,三个家伙全被抓住,拖到了院子里。我们中大部分是拉脱维亚人,只有连长我两个俄罗斯人。连长姓布列季斯。我听不懂他们的话,不过我明白:他们要干掉那三个败类。那三个家伙被拖到马厩前。其中一个还不服气,拼命挣扎着,说不该为了一个女人就毙了他。另两个在求饶。
“我有些着急,对连长说:‘把他们送交军事法庭吧。何必为了处理这些家伙而耽搁时间呢?’连长疯了似的瞪着我,用俄语对我大吼:‘军旗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。这帮坏蛋竟敢给全军抹黑。不能让败类活下去。’
“我吓得走出院子,背后响起了枪声。我们重新前进的时候,城市已经攻下来了。这三个混蛋还不如狗。据说他们参加咱们队伍前,是土匪头子马赫诺的手下。”
安德罗秀克打开放着面包的背囊。
“这样的坏蛋混进咱们的队伍,我们要警惕,不能让他们破坏我们的事业。”他说完了,喝起茶来。
夜深了,侦察员们才睡觉。团长也睡着了。政治指导员克拉梅尔在记着什么。
第二天,保尔侦察回来,拴好马,便去找克拉梅尔。
“指导员,你听我说,我想去骑兵第一集团军,你觉得怎样?他们肯定要打大恶仗,真过瘾,而我们却闲着没事儿。”
克拉梅尔吃惊地瞧瞧他。
“想走?你以为红军是什么——想换就换吗?不像话!”
“在哪儿也是打仗,都一样。我又不是开小差溜到后方去。”保尔抢着说。
“不行。”克拉梅尔断然拒绝,“还有没有纪律呀?保尔,你什么都好,就是有点儿无政府主义,心血来潮,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们有铁的纪律,要服从组织的安排,决不能自作主张。团长没同意你吧?那这事儿就别再提了。好好呆着。”
两个就要吵起来的战友。
“算啦,干吗那么凶。还是叫保尔给咱们读段文章吧。”
“来一段,保夫鲁沙,来一段!”战友们在喊。
保尔向前坐了坐,把书摊放在膝盖上。
“同志们,这本书叫《牛虻》,营政委借给我的。大家安静下来,我就念。”
“行,快念吧!”
团长普济列夫斯基陪着政委,骑着马悄悄地朝这边跑来,只见所有人都在安静地听小说。
普济列夫斯基回过头来,指着这群战士告诉政委:
“瞧,我团的侦察员有一半在这儿,个个儿都是好样的。瞧这个正在念的,还有那个,看见了吧?一个叫柯察金,一个叫扎尔基,一对好朋友,不过在暗地里你追我赶。以前柯察金是我们团最棒的侦察员,现在可是遇上对手了。你看,现在他们正在做政治工作,影响大得很。有人叫他们‘青年近卫军’。”
“念书的那个是政治指导员吧?”政委问。
“不,政治指导员是克拉梅尔。”
普济列夫斯基催马上前。
“同志们好!”他高声招呼。
大家扭过脸来。团长从马背上跳下来,走到战士们中间。
“朋友们,咱们是不是一块儿烤烤火?”他笑着问。和蔼可亲的笑脸使战士们觉得很亲切,像来了一位好伙伴。战士们亲热地欢迎团长。政委没有下马,因为他要到别处去。
团长在保尔的马鞍子旁坐下,说:
“抽抽烟,我带了好烟叶。”
他卷了一支烟,转脸对政委说:
“多罗宁,你去吧,我待在这儿了。有事的话,来通告我一下。”
多罗宁离开了。普济列夫斯基向保尔提议:
“往下念吧,我也听听。”
保尔读完了最后几页,陷入沉思。大家都不作声,回忆着牛虻牺牲时的情景,沉浸在悲哀中。
普济列夫斯基抽着烟,想听听大家的看法。
“悲壮的历史!”谢列达先发言了,“他为了追求理想,这么坚强,受了这么多苦,真是位英雄。”他很激动,书中的人物给了他强烈的震撼。
福米切夫从前是在“白教堂”那个地方给鞋匠打下手的,这时他吼道:
“如果我遇到那个神父,我非立刻干掉他不可!”
安德罗秀克慢慢地说:
“一个人死,情况是不一样的。要是为了真理而死,那么他会有一种力量,一种英雄气概。我认识一个小伙子,叫波菜卡。在敖德萨,白匪把他包围了,他拿着手榴弹,冲进白匪中,自己引爆了。他自己没落个全尸,而在他周围,白匪倒下了一大片。他是个普通人,不过值得为他写点儿什么。在咱们的伙伴中,了不起的人太多了。”
他撮了口茶水,又说:
“但也有人死得连狗都不如,真卑鄙、耻辱。当时我们在伊贾斯拉夫尔一带打仗。我们在公路上奔跑,追击匪兵。我看见有户人家的篱笆墙上拴了三匹马,全备着鞍子。
“我们想,这下能活捉这伙波兰匪兵了。我们猛冲过去。拉脱维亚人的连队握着毛瑟枪,跑在最前面。
“冲进屋里,我们看到了不堪入目的事情。原来是我们的三个侦察员在欺辱一个妇女。他们已经把她按倒在地上了。我们的拉脱维亚连长发火了,他猛喝一声,三个家伙全被抓住,拖到了院子里。我们中大部分是拉脱维亚人,只有连长我两个俄罗斯人。连长姓布列季斯。我听不懂他们的话,不过我明白:他们要干掉那三个败类。那三个家伙被拖到马厩前。其中一个还不服气,拼命挣扎着,说不该为了一个女人就毙了他。另两个在求饶。
“我有些着急,对连长说:‘把他们送交军事法庭吧。何必为了处理这些家伙而耽搁时间呢?’连长疯了似的瞪着我,用俄语对我大吼:‘军旗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。这帮坏蛋竟敢给全军抹黑。不能让败类活下去。’
“我吓得走出院子,背后响起了枪声。我们重新前进的时候,城市已经攻下来了。这三个混蛋还不如狗。据说他们参加咱们队伍前,是土匪头子马赫诺的手下。”
安德罗秀克打开放着面包的背囊。
“这样的坏蛋混进咱们的队伍,我们要警惕,不能让他们破坏我们的事业。”他说完了,喝起茶来。
夜深了,侦察员们才睡觉。团长也睡着了。政治指导员克拉梅尔在记着什么。
第二天,保尔侦察回来,拴好马,便去找克拉梅尔。
“指导员,你听我说,我想去骑兵第一集团军,你觉得怎样?他们肯定要打大恶仗,真过瘾,而我们却闲着没事儿。”
克拉梅尔吃惊地瞧瞧他。
“想走?你以为红军是什么——想换就换吗?不像话!”
“在哪儿也是打仗,都一样。我又不是开小差溜到后方去。”保尔抢着说。
“不行。”克拉梅尔断然拒绝,“还有没有纪律呀?保尔,你什么都好,就是有点儿无政府主义,心血来潮,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们有铁的纪律,要服从组织的安排,决不能自作主张。团长没同意你吧?那这事儿就别再提了。好好呆着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