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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他还没心情理会这细微的差别，他年轻的同事柳宗元和刘禹锡，背靠着皇帝的支持，拥有风光无限的权力。贞元二十一年（805年），他们将发动一场变革。他们想除去安史之乱后国家的弊病，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。在他们看不见的暗处，已经聚集起不满、嫉妒和报复。这是柳宗元与刘禹锡“诗人的旅途”。
柳宗元、刘禹锡及积极支持永贞革新的朝官被流放，偌大的朝堂一下子空了出来，机会落在了白居易与元稹的头上。风水轮流转，现在，由他们来承受嫉妒与报复，但白居易想不到的是，报复的方向，是家庭里一桩谁也不愿意提起的隐私。这是“去他的《长恨歌》”的故事。
白居易晚年住在洛阳，拿工资，不干活，他对国家的责任感消磨成对大宅子、漂亮姑娘和替自己编文集的强烈兴趣。当然，他还热情地吹捧后辈诗人。老朋友令狐楚第一次把自己的幕僚李商隐介绍给白居易，一把年纪的白居易对面前十七岁的天才惊为天人，连连说“我来生给你做儿子”。李商隐后来生了一个儿子，小名取作“白老”。那时候，李商隐有文坛领袖的提携，还有一个无话不谈的好朋友——令狐绹（táo）。他满以为他们的友谊可以延续前世今生，超越时间。没想到，一生太长，已够变卦许多次。这是李商隐与令狐绹“最后时过境迁，再回想谁的脸”。
李商隐一次次徒劳无功地去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同时，没有获得通行许可的日本请益僧圆仁偷偷留在了中国。一次又一次被拒绝不能动摇他在大唐求法巡礼的决心。当他终于进入长安城时，交了好运：左街功德使仇士良是虔诚的佛教徒，他管理长安县一切寺院，也拥有控制皇帝与朝廷的权力。在他的庇佑下，圆仁万事顺意。但他不知道，新近登基的武宗皇帝与他的宰相李德裕正在酝酿一件大事，不仅要杀了仇士良，还要把佛教徒与寺院毁灭。这是“圆仁的最后旅行”。
唐代是后世最愿意提起的时代：最繁华，最骄傲，最有包容与进取心。但这本书里的故事，大多发生在繁华之后：安史之乱带给这个国家毁灭性的打击，但在这场战乱之后，这个朝代依然延续了一百四十多年。与我们的常识相反，最伟大的唐代诗人们，我们最熟悉的那些名字，其实大多出现在这个并不常常被提起的、日渐熄灭的“唐朝”。在这里，盛唐饱满多汁的自信渐渐干瘪下去，酿出一点儿苦涩。
国家不幸诗家幸，赋到沧桑句便工。
诗句曾经是他们用来炫耀才华、交换功名，铺展开自己人生地位与财富的筹码。在时代的悬崖上，诗句与文章，找到它更有价值的位置：它拥抱人心的无助，叩问命运的规则，向渐渐驶离的历史丢出最后求生的绳索。
在这些故事里，我们跟随史籍与传说各不相同的叙述角度，试图回到微妙不同的历史现场。但是，在每一个关键的岔道口，总能找到截然不同的叙述，每一种都振振有词，仿佛抓住你手掌的手相占卜者。我也只能在这些迷茫的分岔点选择相信某种叙述，跟随它走下去。幸运的是，诗人们慎重流传下诗集与文集，如同篇幅巨大绵长、喋喋不休的独白，穿过时间迷雾重重的遮蔽，邀请我们进入某个瞬间他们动荡的内心。
意在被铭记的，都在被忘记——古老的城市被时间和战争摧毁，成为平原上一座土丘。宫殿倾颓，纪念碑摧毁，盛名与功绩都化为尘埃。但诗句流传，如同一个奇迹，带着千年前日常生活的艰辛，和诗人的一部分灵魂。
哪怕它屡屡成为考试的题目、比赛的内容，诗歌从来不是任何时代的必需品，在我们的时代更不例外。但因为这一部分陌生人交付陌生人的灵魂，在少数人那里，它将永远存在。
时他还没心情理会这细微的差别，他年轻的同事柳宗元和刘禹锡，背靠着皇帝的支持，拥有风光无限的权力。贞元二十一年（805年），他们将发动一场变革。他们想除去安史之乱后国家的弊病，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。在他们看不见的暗处，已经聚集起不满、嫉妒和报复。这是柳宗元与刘禹锡“诗人的旅途”。
柳宗元、刘禹锡及积极支持永贞革新的朝官被流放，偌大的朝堂一下子空了出来，机会落在了白居易与元稹的头上。风水轮流转，现在，由他们来承受嫉妒与报复，但白居易想不到的是，报复的方向，是家庭里一桩谁也不愿意提起的隐私。这是“去他的《长恨歌》”的故事。
白居易晚年住在洛阳，拿工资，不干活，他对国家的责任感消磨成对大宅子、漂亮姑娘和替自己编文集的强烈兴趣。当然，他还热情地吹捧后辈诗人。老朋友令狐楚第一次把自己的幕僚李商隐介绍给白居易，一把年纪的白居易对面前十七岁的天才惊为天人，连连说“我来生给你做儿子”。李商隐后来生了一个儿子，小名取作“白老”。那时候，李商隐有文坛领袖的提携，还有一个无话不谈的好朋友——令狐绹（táo）。他满以为他们的友谊可以延续前世今生，超越时间。没想到，一生太长，已够变卦许多次。这是李商隐与令狐绹“最后时过境迁，再回想谁的脸”。
李商隐一次次徒劳无功地去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同时，没有获得通行许可的日本请益僧圆仁偷偷留在了中国。一次又一次被拒绝不能动摇他在大唐求法巡礼的决心。当他终于进入长安城时，交了好运：左街功德使仇士良是虔诚的佛教徒，他管理长安县一切寺院，也拥有控制皇帝与朝廷的权力。在他的庇佑下，圆仁万事顺意。但他不知道，新近登基的武宗皇帝与他的宰相李德裕正在酝酿一件大事，不仅要杀了仇士良，还要把佛教徒与寺院毁灭。这是“圆仁的最后旅行”。
唐代是后世最愿意提起的时代：最繁华，最骄傲，最有包容与进取心。但这本书里的故事，大多发生在繁华之后：安史之乱带给这个国家毁灭性的打击，但在这场战乱之后，这个朝代依然延续了一百四十多年。与我们的常识相反，最伟大的唐代诗人们，我们最熟悉的那些名字，其实大多出现在这个并不常常被提起的、日渐熄灭的“唐朝”。在这里，盛唐饱满多汁的自信渐渐干瘪下去，酿出一点儿苦涩。
国家不幸诗家幸，赋到沧桑句便工。
诗句曾经是他们用来炫耀才华、交换功名，铺展开自己人生地位与财富的筹码。在时代的悬崖上，诗句与文章，找到它更有价值的位置：它拥抱人心的无助，叩问命运的规则，向渐渐驶离的历史丢出最后求生的绳索。
在这些故事里，我们跟随史籍与传说各不相同的叙述角度，试图回到微妙不同的历史现场。但是，在每一个关键的岔道口，总能找到截然不同的叙述，每一种都振振有词，仿佛抓住你手掌的手相占卜者。我也只能在这些迷茫的分岔点选择相信某种叙述，跟随它走下去。幸运的是，诗人们慎重流传下诗集与文集，如同篇幅巨大绵长、喋喋不休的独白，穿过时间迷雾重重的遮蔽，邀请我们进入某个瞬间他们动荡的内心。
意在被铭记的，都在被忘记——古老的城市被时间和战争摧毁，成为平原上一座土丘。宫殿倾颓，纪念碑摧毁，盛名与功绩都化为尘埃。但诗句流传，如同一个奇迹，带着千年前日常生活的艰辛，和诗人的一部分灵魂。
哪怕它屡屡成为考试的题目、比赛的内容，诗歌从来不是任何时代的必需品，在我们的时代更不例外。但因为这一部分陌生人交付陌生人的灵魂，在少数人那里，它将永远存在。